明代中后期武器革新与孙子学发展

梁娟娟(1982—)，女，山东淄博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孙子兵学和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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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兵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重道轻器，注重兵学理论的研究，忽视军事科技的改进，武器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从总体上看，《孙子兵法》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已经达到冷兵器时代的高峰，整个古代难有超越。到了明代，尤其中晚期，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内外危机的加深，时人着重在器物层面寻找挽救时局的良方，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火器，寄希望于通过发展火器消弭内外危机，传统重道轻器的格局有了松动。

明代武器的革新直接影响了明代军事组织体制的变革，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1]344明代出现了专司火器的机构和兵种。不仅如此，随着冷兵器的大量改良，火器的大范围使用，传统的作战理论也随之丰富与发展，由孙子提出的战争制胜观、协同作战理论、防御理论及攻、守城战法也发生了相应变化。

一、对武器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丰富了孙子战争制胜观的内容

在对战争制胜因素的分析方面，孙子从物质基础和主观能动性两方面入手，提出战争既需要“驰车千驷，革车千乘”等源源不断的物资供给，又需要“上兵伐谋”的无限智慧。囿于时代的局限，孙子对武器并未着太多笔墨，只将其归入战争物资中，提到“带甲十万”及“修橹辒”等攻城武器，认为战争物资是作战的基础。秦汉以后，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孟子·尽心下》)、“仁人之兵，王者之志”(《荀子·议兵》)等思想占据主流，孙子的“全胜”被放大，而其关于经济对战争支撑的论断则被漠视。加之受儒家去战、“非战”等思想的影响，人们对武器的更新与发展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重道轻器的思想一直贯穿古代军事发展过程中。直到明代，严峻的战争形势促使人们对武器进行革新与研制，尤其是目睹火器在战场上发挥的巨大作用，一些军事理论家开始正视武器的作用。

戚继光十分重视武器装备的作用，他说：“手足便捷，系于器械轻利。古法云：‘器械不利，以卒予敌。’手无搏杀之方，徒驱之以刑，是鱼肉士卒也。”[2]卷三《手足篇》，47又说：“士卒全以器械为爪牙。……欲用之利，必习之精。”[3]卷九《练将·习武艺》，185王鸣鹤引用《武经总要》之言曰：“古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盖士卒犹‘工’也，械犹‘器’也。器利而工善，兵精而事强，势则然矣。故曰：‘兵不精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斗而不勇，与无手同。’其法五不当一，然则五兵者，三军所以恃而为勇也，可不谨乎！”[4]《器图》，3873茅元仪亦言：“器械者，所以御侮也，然御侮之用有方，鼓气之用无方。有所恃则神全，有所倚则力张。神全力张，稚子可以驱虎豹，况均之手足耳目乎。”[5]军资乘·战七·器械一，4199在目睹火器的巨大威力后，他们对火器的作用也给予了高度重视，戚继光认为：“五兵之中，惟火最烈。古今水陆之战，以火成功者最多。兵法云：‘以火佐攻者明。’是火器之利于战阵久矣。”[2]卷三《手足篇》，48-49王鸣鹤曰：“兵家藉火器以御敌，若迅雷不及掩耳，其威莫测，而其机最神。”[4]《火器》，3905-3906面对严峻的倭患，鉴于火器的巨大威力，赵士桢屡次上奏朝廷，请求发展、研制火器，改善军队的装备。他说：“上古制人于百步之外，惟恃弓矢，谓之长兵。战国时，始有弩箭、驳石，不过等于弓矢。自置铳用药，以弹射人，则弓弩、驳石失其为利矣。”[6]卷二《原铳上》，398他认为火器制作“原非一朝一夕之谋、一身一家之计”，而是事关国家万世之利的大计，能使“国家聚不饷劲兵，储无敌飞将，建威销萌，用备缓急”[6]卷五《或问》，457，“车铳之制传之百世无弊，用之九边具宜”[6]卷一《防虏车铳议》，394。改进武器，大力制造枪炮和战车，“可以壮居重驭轻之势”，“广之边方，可以张折冲御侮之威”[6]卷一《兵部都察院题覆疏》，380。为此，他请求明廷大力发展火器，实现固国安邦的目的。他还潜心研究火器技术，留心访求神器，详细学习了噜密铳的制造和使用之法，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成功仿制噜密铳。同年，赵士祯还发明了迅雷铳和掣电铳，前者的特点是转轮发射；后者是参照鸟铳和佛郎机制成的，这种火枪采用后装子铳式，共有5个子铳，各6寸长，子铳事先装好，作战时轮流装入枪管中发射，射击速度明显加快。此后，赵士祯还研制改进了如发射火箭用的火箭溜等数十种火器，为明代的火器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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