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互识，史论互证，学科互通：译诗研究新思

作为狭义文学范畴中一种特殊类别，诗歌以其凝练的语言、鲜明的意象、奇特的想象和充沛的情感表达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同时，作为一种语言艺术，诗歌传达着诗人的情感和思想，这种情感和思想在异语读者间的交流与传播就需要借助翻译来实现。那么，诗歌是否可译？若可译，该如何译？有没有一套原则或规范可参照？张旭的《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修订版）（下称《视界的融合》）本着“重写文学史”的精神，从历史维度和中西维度，借助现代译学理论，史论结合，对诗人兼翻译家朱湘的译诗活动进行了详细考察。全书内容可归纳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研究的目的和内容、研究的方法与意义以及研究的反思和启示；第二部分（第二章）从宏观上梳理主体文化体系中文学规范与西诗汉译理念的嬗变过程；第三部分（第三、四、五、六章）从微观上详细分析朱湘译诗活动；第四部分（结语）回顾该课题的研究历程，并列举当今译坛两位诗歌翻译家江枫、黄杲炘的译诗实践和主张，总结中国翻译诗歌的演进规律。该著从规范互识、史论互证和学科互通等角度，为翻译文学在民族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进行客观定位的同时，也为新时期的译诗研究提供“视界融合”的新思路。

1.规范互识

简单地说，规范指的是在某个领域内业已形成的一种框架、规律或共性，如中西诗学规范、翻译规范等，同时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约束，它区别“此”与“彼”的特点和界限；互识是“对不同文化间文学的认识、理解和欣赏”（尹建民2011：144），即不同文化、文学间要实现交流、共生、发展不能画地为牢，必须“突破原有的思维模式，来接受新鲜事物。只有认识了他人，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同上）。若从人类文化的起源来说，各种艺术、学科之间都有一种“同源共生性”，渗透着文化通约性，而这可看作是“互识”的前提，这就为中西诗学、艺术交流与研究、翻译研究等“跨越性”研究提供了可能。

《视界的融合》首先在宏观语境中，对中西诗学规范进行了纵向梳理和横向对比：中国文化体系中有《诗经》四言诗、春秋战国时期的骚体、汉代赋体、隋唐五言、七言律诗和绝句等形式规范，而西方诗学有分行、分节、音步、格律、韵脚以及英雄双行体、十四行诗等类似于中国诗学形式规范方面的传统，这可看作是形式规范的一种“互识”，为翻译文学在翻译实践中发挥“协调”作用提供了条件。翻译文学在中西诗学发展中的“协调”作用是借助语言实现的，“在源语和目标语之间进行内在和外在的比较，在语际交流中去寻找语言间相似或相异的机制”（Nida 1994：1），即借助语言这一桥梁，通过借鉴吸收异质文学的特点和优势以达到丰富和完善主体诗学体系的目的。

此外，20世纪以来译论纷呈，从Even-Zohar到Lefevere,Gentzler再到Toury,Hermans，各种译论之间发生着冲突、吸收、转向或转化，催生着不同的翻译规范，这些翻译规范又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译者身上实践着一种动态的互识。

总之，中西诗学之间、各家翻译理论之间、翻译文学与源语文化传统、翻译文学与译入语文学体系之间各种规范的互识，无疑是著者开展该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这也为著者采取以历史为经，以中西为纬的研究思路提供了客观依据。

2.史论互证

史学界提出“三重证据法”，即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增加了民俗文化考察一项，形成文献资料、出土资料与民族学、人类学等资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饶宗颐1993:21），可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原貌，最大程度地避免“过度诠释”或“欠额诠释”，从而确保所得结论的可靠性和客观性。著者对朱湘译诗活动的考察就借鉴了此方法。著者遵循“钩沉史料→得出结论→与译诗、创作实践相互印证”的研究思路，通过对朱湘译诗文本“点”的考察，纵向梳理出朱湘译诗特点演进的“线”（即从“使用形式相对自由的白话，到刻意选用凝练、整饬的现代汉语译诗”路径），又横向与其同时代译家译诗比照，勾画出那个时代中国英诗汉译活动的“面”。

对诗人兼翻译家朱湘的译诗活动进行全面细致地考察是以掌握大量历史文献资料为前提的。著作列出的“参考文献”多达306种，其中主要中文文献33种（专著14种，论文19种），其他中文文献172种，外文文献101种（专著77种，论文24种）。在33种主要中文文献中，以朱湘为作者的文献有32种（其中专著13种，论文19种）。正如著者在该著初版“后记”中提到的“文献考订工作就做了近五年”（张旭2008：335）。其中甘苦，只有著者自知。

文章来源：《科技视界》 网址: http://www.kjsjzz.cn/qikandaodu/2020/0910/516.html